摇滚30年，杀不死的石家庄

曾经，石家庄被调侃为“摇滚之城”，因为拆开石家庄三个字的直译英文 rock home、town，合在一起，就是“摇滚的故乡”。

没想到玩笑成了真，今年7月，石家庄官宣要打造摇滚之城：从7月到10月，石家庄将举办摇滚音乐演出季，还将不定期安排摇滚乐手随机乘坐公交车，进行即兴快闪。

在一份网传的《石家庄摇滚乐调研座谈会参与名单》里，局长、厅长和摇滚乐手排列在一起。其实再往前追溯，2021年，万能青年旅店的贝斯手姬赓就曾获批成为石家庄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很多石家庄人自嘲石家庄最大的特色是没有特色，这里没有方言，是一座典型“移民城市”，没有美食，在当地比驴肉火烧更知名的是安徽牛肉板面，没有“青年”，没有985，也没有211。

(资料图)

从新中国第一座解放的城市到三聚氰胺、爆炸案、刘华强和雾霾，从中国药城到魔幻“国际庄”，从辉煌、失落到改变，这座华北平原上被称作“最没存在感的省会城市”，却用它独特的荒芜气质，诞生了中国摇滚第一刊《通俗歌曲》和《我爱摇滚乐》，还有以万能青年旅店为代表的乐队。

2023年是演出市场火热的一年，阵容“好到离谱”的音乐节、被黄牛炒到天价的演唱会门票......曾经让石家庄走入摇滚圈视野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被官方改成了《杀不死的石家庄人》。

摇滚，能成为石家庄的新名片吗？

为什么是石家庄？

把美术学院造成霍格沃茨、让天坛和白宫拼在一起、在狮身人面像里修中国宫殿、往卢浮宫旁养锦鲤......连商场四楼，也能造出水上威尼斯。

这些魔幻的视觉奇观，都发生在石家庄。到了这里，才知道地球村的真正含义，不用“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转转石家庄，就能领略世界文化大拼贴。

很长一段时间里，石家庄总是和“土味”与“魔幻”联系在一起，这些巨大、夸张到匪夷所思的建筑，中西混搭，包罗世界，囊括上下五千年。

石家庄人自称“庄里人”，调侃石家庄“国际庄”，自嘲“鬼畜素材很多”。

但回过头看，这或许是被称作“没存在感”的石家庄，寻找自身定位的一种尝试。从1913年到1968年，河北的省会轮换了整整十一次，最终落定的石家庄，经济上不如唐山，历史文化上不如保定，加之在北京、天津两座特大城市的周边，石家庄是黯然的。

今年上半年爆火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故事背景发生在曾经的工业重地东北，主人公王响是桦钢厂的货车司机，从劳模到下岗，王响和他开的火车一样在轰隆隆的时代巨变中穿行而过，喊出一声“向前看，别回头”。

和东北一样，石家庄也曾是新中国成立后北方重工业城市的代表之一，大型棉纺厂从“棉一”开到“棉七”。被称为“共和国医药长子”的华北制药坐落在这里，中国第一批青霉素从这里问世。在很多石家庄人的记忆里，这座城市由高耸的烟囱和青霉素的味道组成。

那个年代的工厂子女，被体制安排好了既定的路线，在“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面前，他们开始追求新的选择，摇滚乐成为了选择的出口之一。

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留守传统产业的石家庄成了时代的背面，如同歌中唱的“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她的脸”，改革的阵痛持续至今。

2001年，石家庄发生震惊全中国的爆炸案，棉纺织工人靳如超通过在宿舍区放置炸弹炸死了上百人。纺织厂成为工业遗址，老钢厂变身“废土风”，药企也开始迁离石家庄。终日的雾霾和灰蒙蒙的天弥漫着不散的压抑，发展重工业带来的污染始终困扰着这里。

这正好和90年代末中国摇滚乐的母题不谋而合：在迅速扩张的城市化面前，对城市生活与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表达。与此同时，中国摇滚乐也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更多的地域性。

万能青年旅店的贝斯手姬赓这样形容石家庄：“我觉得特别怪。它那根弦，就是城市的弦崩挺紧，感觉特别忙，不过它是一个没有效率的地方，大家都很忙碌都很焦躁，都挺焦虑，但是又很贫瘠，不放松，也不繁荣，我觉得跟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石家庄，带来野生、不甘、迷茫与无因的反叛，成为孕育摇滚乐的土壤。

石家庄之所以能被称为摇滚之城，最直接的原因是《通俗歌曲》和《我爱摇滚乐》。

1986年，崔健在工人体育馆以一首《一无所有》石破天惊地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而石家庄的音乐杂志《通俗歌曲》同样创刊于86年，就像杂志的名字一样，最开始，《通俗歌曲》刊登的是通俗流行音乐的资讯，后来才逐渐转向摇滚乐，成为“中国摇滚第一刊”。

1999年，《通俗歌曲》的前编辑晓朱想要更自由地书写与普及摇滚，创办了《我爱摇滚乐》，和摇滚当年的“地下”属性类似，这是一本没有刊号的独立杂志。为了让杂志正常发行，《爱摇》编辑部想到了一个办法，在刊物上附一盘磁带/一张CD，以“买碟送刊物”为名进行售卖。

就这样，第一期《我爱摇滚乐》出刊了，他们管自己叫有声音乐杂志，急吼吼地宣称“地下世界我们说了算”。

坚信“理想不会过时，地下的风景也需要为人所知”的《我爱摇滚乐》独树一帜，除了刊登大量的深度乐评，还有离经叛道的先锋小说、犀利的新闻时评、自由过火的编辑随笔......

这本看起来不着调的杂志成为了一代人心里的摇滚乌托邦，随刊的CD也影响了许多人的音乐审美，在最鼎盛的时候，《我爱摇滚乐》一期能卖出2万~3万册。

有人评价“《爱摇》不是一本摇滚乐杂志，它本身就是摇滚杂志”。

而创刊人晓朱也和石家庄最重要的摇滚乐队之一万能青年旅店早有交集，1997年，晓朱因为一段偶然发现的小样找到了一个年轻的乐队“The Nico”，并带着他们去北京录制了第一首作品。这个乐队就是万能青年旅店的前身，主唱董亚千，贝斯手姬赓。后来加入万青的小号手史立，也曾是《我爱摇滚乐》的编辑。

那是石家庄摇滚乐最好的时代，乐手们挤在小小的假日琴行里没日没夜地练习。旺财、相对纶、The Nico、橡皮泥......他们在后来的十几年里解散、重组或继续坚挺，留下两首代表石家庄的歌曲，一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讲述石家庄人生活里那座“轰然倒塌的大厦”，一首《马老敦》，源于和刘华强原型类似的黑道人物。

2006年，石家庄第一家livehouse地下丝绒在车棚正式开业，这里距离《我爱摇滚乐》的编辑部很近，名字来源于老板最喜欢的美国摇滚乐队。

2013年，《我爱摇滚乐》在纸媒衰落的浪潮下宣布停刊，这本没有刊号的杂志坚持了整整14年。4年后，《通俗歌曲》也悄无声息地停刊了。

2019年，《乐队的夏天》开播，新的石家庄籍摇滚歌手出现在节目里，盘尼西林的小乐、click15的Ricky，他们是从石家庄北上的新摇滚人，也和石家庄的“华北平原气质”截然不同。

摇滚，新的城市名片？

城市化发展至今，在越来越雷同的高楼商圈、网红打卡点、美食小吃之下，鲜明而独特的城市标签变得越来越重要。

光是今年上半年，就火了不少城市。大理是躺平胜地、有风的地方，淄博是烧烤之城、好客之都......一张名片，带火一座城，也拉动了经济和就业。而同样曾是重工业城市的淄博顺利转型，指明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新道路。

疫情后的“报复性消费”，让演出市场在今年井喷。根据票务平台大麦的数据，今年2、3月大麦平台的票房规模同比2019年同期提升11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2023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简报称，上半年的票房收入达到24.97亿，人数突破550万人次。

越来越热的演唱会，直接让年轻人的朋友圈被分成两种人，抢到票的人和没抢到票的人。音乐节和Livehouse也从小众走向大众，飞涨的门票让乐迷一边喊着“高攀不起”，一边又乖乖买单。

一场演唱会或音乐节，就能带动当地众多产业。90后的乐迷贝拉称自己是“音乐节特种兵”，平时上班，周末拉着行李箱“到处飞”，追各种喜欢的乐队。一场音乐节下来，加上交通、住宿、餐饮，“基本要上千”。如果正好是和朋友一起，还会顺便在当地进行短期旅行，反正“来都来了”。

这种附带音乐体验的旅行，成为了年轻人的潮流与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石家庄想要发展“摇滚之城”的真正原因。起码仅仅是官宣的这段时间里，人们就已经在好奇为什么石家庄与摇滚搭边的时候，不知不觉了解了它不算悠久却足够厚重的历史，理解它失落中的奋起、温和里的反叛。

“没有存在感”的石家庄，拒绝“生活在经验里”，与昨日不辞而别。

其实早在石家庄官宣之前，就有乐迷在小红书上发布石家庄摇滚city walk路线，进行“圣地巡礼”。华北制药、河北师大附中、新百广场......摇滚曲目里的石家庄，自成一派。

在《我爱摇滚乐》里，晓朱曾在回忆自己与摇滚的故事时说：“当时我以为我是为了摇滚乐，还以为自己是在为艺术献身，现在才明白我选择的只是有更多选择的生活。”

摇滚，对于石家庄来说，也是一种更多的选择。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曾经在车轮与大地的碰撞声中发出剧烈的心跳，这一次，或许会因为摇滚，再度颤动。